我总记得南阳老家院角那棵老槐树，秋风吹落的叶子，像极了小时候我攥在手里、怕被人抢走的半块馍。
我是家里老三，却被喊了半辈子“老二女”——因为老二、老西、老五，都在我记事之前，被爸妈裹在旧襁褓里，送给了不知名字的人家。
1989年我出生时，计划生育的标语还刷在村口的土墙上，红漆刺得人眼疼。
爸妈己经有了大姐，可心里揣着个“要儿子”的执念，见我又是个丫头，月子里就没给过好脸色。
大姐比我大五岁，早早学会了抱我、喂我喝稀粥，夜里我哭，她就把我搂在怀里，用没换牙的声音哄：“妹，别闹，不然爸妈又要把你送走了。”
这话不是吓唬人。
我三岁那年，妈又怀了孕，看着我的眼神越来越冷，跟爸商量着把我送给邻县一个没孩子的远房亲戚。
那天早上，亲戚骑着自行车来接我，妈把我的小衣服塞进布包，塞到我手里的只有一颗硬糖。
我死死拽着大姐的衣角，哭得上气不接下气，大姐也哭，却不敢跟爸妈犟嘴。
自行车都骑出村口了，半道上却遇上了来村里查计划生育的人，亲戚慌了神，怕惹上麻烦，把我往路边一放，骑着车就跑了。
我坐在田埂上哭，首到夕阳把影子拉得老长，才看见爸黑着脸走过来，拽着我的胳膊往家拖。
那一路，他没说一句话，我却知道，这次没被送走，不是因为疼我，是因为“运气不好”。
后来，妈生下了弟弟，是家里第六个孩子，也是第一个带“把”的。
那天，爸放了一挂鞭炮，把藏在亲戚家八年的行李都搬回了南阳，再也不用东躲西藏跑计划生育。
院子里的老槐树下，妈抱着弟弟笑，爸给邻里分喜糖，我和大姐站在墙角，像两个外人。
从那以后，“不待见”就成了我生活的常态。
弟弟的碗里总有鸡蛋，我的碗里只有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粥；弟弟的衣服是新做的灯芯绒，我穿的是大姐改了又改的旧衣服，袖口磨破了，妈也只是缝几针将就。
有次我感冒发烧，烧得浑身发抖，妈却忙着给弟弟做虎头鞋，说“丫头片子抗造，不用管”，还是大姐偷偷跑去找村医，又用自己攒的零花钱抓了药，熬在灶上，守着我喝下去。
我十岁那年，妈又动了送我的念头。
这次是因为家里粮食不够吃，弟弟要上学，妈觉得多我一个人就是多一张嘴。
她跟一个来村里收废品的女人谈好，说让我去城里帮着带孩子，管吃管住。
那天我收拾好东西，站在门口，看着弟弟在院子里玩弹珠，看着爸坐在门槛上抽烟，突然就不想走了。
我跑回屋里，把自己锁在柴房里，不吃不喝待了两天，大姐每天都偷偷给我塞馒头，跟我说“妹，别硬扛，爸妈要是真要你走，我跟你一起”。
最后，妈还是没狠下心。
不是因为心疼我，是因为村里有人说闲话，说“都生了儿子了，还把丫头往外送，不怕遭报应”。
我就这么又留在了家里，像院角的老槐树，没人特意浇水施肥，却也硬生生扎了根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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